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读后感
By Long Luo
五一假期期间累计花了10几个小时阅读完了阎学通在2013年写的著作《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看完大受启发，尤其是标题，让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中国有句古话叫“三岁看大”，当然这是说性格决定命运，因为性格很难改，所以从一个人小时候表露出来的性格就能推断出其人生的大致轨迹。
杜牧的《阿房宫赋》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曾说，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纵观世界人类发展史，发现无论朝代更迭、经济发展等活动都在不断的重复过去。
“历史总会惊人的相似，但又不会简单的重复”，如何解释历史的这种相似性，又如何解释某些相似的前提最后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呢？
答案就是惯性。政治领导人们都会尝试用最大的理性思考和处理问题，但与此同时又会习惯性的陷入某种惯性之中。就像一个贪吃的胖子，虽然他现在体重只有160斤，但是根据大量相似的经验预测，他未来的体重将会达到200斤左右，这种结果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个胖子会习惯性地过量摄入食物，并且很难克制这种贪吃的欲望，但是也不排除这个胖子意识到了贪吃的坏处，成功地把体重保持在了160斤的恒定水平，对未来的判断往往就处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之中。
预测一个人如此，预测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只不过按照质量越大惯性越大的原理，一个国家历史越悠久，体积越庞大，传统的力量和制度越成熟，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路径就越容易陷入到历史的惯性之中。
下面是书中一些精华摘录：
第一章 国力较量：2023年的中国与美国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有能力任意改变历史。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惯性，在人没有创造出强于历史惯性的力量之前，历史将沿着既有的轨道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帝国或超级大国衰落后，其衰落时间都在百年以上，很少有在半个世纪内就重振雄风的现象。大清帝国、大英帝国、俄罗斯的衰落都摆脱不了这种历史惯性。21世纪的美国人是否有能力顶住历史的惯性，不让美国长期衰落下去，这是美国人面临的历史考验。未来十年，历史的惯性有利于中国的崛起，中国能否借助这个惯性加速崛起则取决于我们这代中国人了。
国际格局是随着大国综合实力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大国综合实力的基础是国家的政治实力，而政治实力的核心是领导者实施改革的能力。不同的历史使得国家领导者的改革能力有天壤之别，因此历史的惯性有时才会出现加速的现象，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常有只凭一代人就完成崛起的例子。
经济决定论是现在中国人的主流信仰，然而中国先哲们却相信政治决定论，他们认为决定国家富强或衰落的最根本因素是国家的政治领导而不是经济基础。
许多人认为，中国能否崛起不在于外交而在于内政，因此应集中精力关注国内建设而少介入国际事务。内政不仅是中国崛起的根本，也是美国维护世界霸权的根本。然而，能搞好内政的国家并不一定就能崛起为超级大国，北欧国家便是最好的例证。
那么，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差距在过去的20多年里是如何缩小的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不断进行改革而美国没有什么改革。未来十年，这种状态将难以改变，中国的改革力度仍将大于美国。这也是为什么2023年有可能形成中美两超的国际格局。
对于中国无法保持第四个十年经济高增长的判断之所以错误，是因为预测者的两个依据是不科学的。首先，“物极必反”是个哲学原理而不是科学依据。以此哲学原理为据预测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高增长是有效的，但是人们忽视了哲学原理的正确性是建立在没有科学标准的前提下的，即“极”（极限）是一个没有具体标准的概念。
未来十年，中国综合国力能否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加大改革力度。只要中国政府的新领导集体像1978年那样实行全面改革，中国综合国力是有望再保持十年高增长的，而且有可能再为其后的十年实现年均5%左右的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其本质是政府将社会生活的权利归还给人民。
借用中国古代哲学的观点，本书把世界权力的转移归因于崛起国比主导国更有能力进行改革。在国内方面，一国的领导类型可分为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和争斗型，而在国际领导类型方面则可分为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将政治领导类型视为一个独立变量的优势在于，我们可以用同一个变量来解释为什么在同一历史阶段，主导国会衰落，某个国家的崛起会成功，而其他国家的崛起会失败。国家领导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政治原则、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关键因素，而不同类型的领导人对改革和战略取向有着各自的态度。
如上所述，大多数理论都在研究如何回答“为什么霸权会衰落”的问题，几乎不考虑问题的另一面：“一个国家如何成功崛起？”似乎有理由断言，世界中心的转移，不仅仅是因为现有的霸权衰落，同时也是因为新的世界大国崛起。
本书所建立的理论表明，当崛起国的政治领导力强于主导国的政治领导力时，这两个国家的权力地位就可能反转，崛起国将成为新的主导国。换句话说，当崛起国的领导力比主导国和其同时代主要国家的领导力更强且更高效时，所有这些国家的国际权力将以崛起国胜过主导国的方式被重新划分
笔者认为，未来十年在美国无力阻止中国缩小实力差距的决定性因素中，最主要的是美国缺乏具有政治改革能力的领导人。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时期，都是美国债务不断上升的时期，然而克林顿执政8年不但还清了以往政府欠的债，而且还给美国财政积累了2000多亿美元的盈余。这意味着，未来十年，美国能否解决债务问题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美国领导人的领导能力，特别是领导人推进政治改革的能力决定的。政治改革对中国和美国的实力增长具有相同的作用，哪个国家改革得快，哪个国家就能赢得未来十年的战略竞争，反之则走向相对衰落。
能领导美国进行改革的领导人不仅要有与利益集团对抗的精神，还得有克服利益集团阻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往往是通过政治实践获得的，而不是靠在选举中打嘴仗练出来的。电子媒体技术的进步和晚婚趋势使美国选民选择领导人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但是美国大选的民主程序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实生活中，务实者多不善言辞，能言善辩者多不务实，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的人少之又少。
历史上，许多一度辉煌的帝国都走向了衰落，其具体原因可能各有不同，但因自负而不愿进行根本性改革很可能是个共同原因，而且是一个所有成功者都无法克服的人性缺陷。
未来十年，美国虽无力阻止中国缩小与其实力的差距，但它必然会竭力减缓中国赶超的速度。一国的综合实力由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四个实力要素构成。其中，政治为操作性实力，军事、经济和文化为资源性实力。操作性实力对于资源性实力的运用结果决定了综合实力的大小，其表达式为： 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综合国力。
不过，数量上的超越为质量上的赶超奠定了基础，假如没有数量上的超越，质量超越就更无希望。
美国减缓中国赶超速度的根本因素是其相对衰落的性质。
做好自己家里的事，是所有国家的首要任务。但是，做好自己家里的事并不必然就能实现崛起，甚至不必然就能强大。
认为中国的国内问题决定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和认为只要国内搞好了就能成为超级大国，这两种观点的核心逻辑都是内因决定论。然而，大国崛起或民族复兴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赶超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历史过程，其结果是由崛起国和霸权国两者力量的对比变化决定的。这意味着，内因和外因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未来十年，中美军事竞争将体现在武器装备的改进上，而双方发生直接战争的危险会进一步下降，发动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也很小。 未来十年，科技竞争取代自然资源争夺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内容之一。 未来十年，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不断深化，在双方继续假朋友关系策略的条件下，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性将变得更加突出。 2023年世界很可能形成两极格局，但那是一种新型战略竞争而不是冷战，未来十年中美成为全面竞争对手的可能性很大。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促进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的首要外部因素。美国的相对衰落使其无力维持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故此美国将其主要力量集中于未来的世界中心，于是美国战略重心向东亚转移就成为必然（参见第二章有关东亚将成为新的世界中心的论述）。所谓“亚太再平衡”就是平衡中国的崛起，就是防范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力量。
由于未来十年世界格局向两极化方向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将重新重视不结盟战略，这将是一个影响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因素。
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中小国家对于大国的首要需求是安全保障，能否向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将成为中美争取不结盟国家的最主要手段。不提供安全保障就无法得到这些国家的战略信任，从而也不可能获得较多的战略友好关系。
核武器将使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以和平方式为主。
核武器不仅消除了“二战”后再次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也防止了美苏之间的直接战争。苏联解体后，美国加快了反导系统的建设速度，然而20年反导系统建设的结果是，反导系统并不能有效减弱核武器的战略威慑能力。
冷战后，人们对于核武器可防止核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国竞争的战略行为。中美更加注重提高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现代化水平，但放弃了赢得核战争的想法，认为以战争争夺霸权的成本太高。核武器的扩散使得代理人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的代价增大，因此也使代理人战争变得不那么可取，中美也不愿承担通过代理人战争争夺领导权的代价。
冷战后，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迅速进步，科技成为增加经济财富的重要手段。这使得自然资源在增加国家财富方面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中美再也不必用战争方式来争夺自然资源了。
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已不再是生产能力满足不了社会消费需求，而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即人类无力消费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如此，从争夺国际自然资源的效率角度讲，战争也是无法与海外投资相比的。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而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这意味着中美两国都具有强大的获得海外自然资源的经济手段。此外，科技发展速度的加快还使得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新材料取代，中美两国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将呈下降趋势。
科技竞争取代自然资源争夺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内容之一。市场全球化为科技领先者创造了获取自然资源和商品出口的便利条件，因此贸易取代战争成为获取海外利益的最佳方式。
苏联解体后，全球化和市场化从两方面打通了全球市场。第一，“经互会”的解体使东西方两个国际市场融为一体；第二，市场化打开了许多国家封闭着的国内市场大门。除了朝鲜、古巴这样极少数的国家，全世界已经连接成一个相通的市场。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正在成为中美获取海外市场和自然资源的最有效的两个手段。两者都比战争更为有效。
以意识形态对抗为基础的冷战是一种稳定的公开声明的战略对抗，而未来十年，中美关系将是一种不稳定和不明言的战略竞争。
冷战的特点是美苏双方公开以对方为战略竞争对手，相互公开谴责，并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方式争夺世界霸权。但是，未来十年，中美将会不断地在战略竞争中寻求合作，长期保持定性为“非敌非友”的关系，在矛盾激化时一方主动表示合作意愿，从而给双方提供一个不走向极端的台阶。美苏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是军事实力，而今后中美战略竞争的内容将涵盖经济、科技、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即所谓的综合实力竞争。美苏当年的竞争方式是以代理人战争或提供军事援助的方法在他国扶植代理人政权，而今后中美战略竞争的方式是通过经济援助、科技竞赛、提供安全保障、争夺道义制高点等方法拓展自己的战略影响力。这种综合实力竞争的最高目标不是控制他国的行为，而是比对方赢得更多国家的政治支持。由于中美战略竞争的目标是争取更多国际支持，因此这场战略竞争将是一场团体赛，结盟将可能成为竞争的必然战略。
未来十年，随着中美综合实力差距的缩小，中美利益冲突的领域将不断扩大，频率将不断上升，性质将日益严重。与此同时，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或互补利益增加的速度将小于利益冲突的增长速度，在某些领域甚至会出现萎缩的现象。
2023年，中美将互为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但美国将失去目前相互依附中的优势地位。自克林顿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历任总统的对华政策都是逆向双轨政策，即经济上与中国合作、安全上防范中国。
由于失去了一超独大的地位，特别是一些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将迫切要求修改一些有利于强者的国际规范。例如，美国将从提倡自由贸易的国际原则转向反对自由贸易，而中国将继续支持自由贸易的国际原则。
本章对2023年中美关系的预测可归纳为两点。第一，中美综合国力将达到同一等级，世界上形成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际格局，美国将失去对中国的绝对优势地位。第二，中美战略竞争将与当年美苏的战略对抗非常不同，双方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将是合作为主的关系，冲突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
第二章 权力转移：2023年的东亚主导权
世界位中置心发转生移变是化指，没于有是一世个界世权界力主中导心国发能生永地久理地上保的持位其移领。导实地力位不。均随衡着发世展界的主规导律权是的导变致更世，界主中导心国转地移理的 抽象原因，具体到每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国家，其具体的原因则是多种多样的。人们总是好奇地想提 前知道下一个世界主导国是谁，世界中心将向何处转移。
未来十年，东亚地区既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区，同时也是海洋争端和战略竞争较为激烈的地区。未来十年，中美在东亚的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将超越它们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这场战略竞争的核心是实力竞赛，而实力竞赛的核心将是政治实力竞赛。
东亚地区将可能在2023年成为世界中心，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美两个超级大国都将把东亚地区视为主导世界的基础，即东亚是战略价值最大的地区。二是双方在这一地区拥有可相互制衡的力量，即双方在东亚都将不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国际政治的地缘中心不是由其自然地理位置决定的，而是由该地区国家的实力决定的。
具体说来，一个地区要想成为世界中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该地区必须包括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国家应当具备世界级的物质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尤其是思想力量），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样板。其次，世界中心还应是国际矛盾最为集中的地区。
从历史上看，世界中心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心国家的战略争夺重心是其所在的地区，另一种是从中心扩散到边缘地区。当战略争夺的重心是中心国家所在地区时，该地区的世界中心地位就更加突显。在上述两个条件中，是否存在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是决定一个地区能否成为世界中心的前提
依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在预测世界中心将向什么地区转移时，必须首先观察哪个地区正在出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国。知道了哪个地区有这样的大国出现，人们就能知道“世界中心”将向哪个地区转移。相反，当人们不知道哪个国家将成为下一个具有全球战略竞争力的国家时，他们也就无从判断。
根据这个道理，结合今天的现实情况，我们就可以意识到，未来十年决定世界中心转移的因素将主要是欧洲与东亚之间的实力对比的变化，而不是欧洲与美国实力对比的变化。
然而到2023年，欧洲的相对衰落将使欧洲的影响力小于东亚，东亚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洲的相对衰落是导致当前世界中心转移的主要原因之一。2023年东亚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核心原因是，欧洲将没有超级大国，而位于东亚的中国则可能崛起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
总之，当前所讨论的世界中心的转移是由欧洲和东亚实力对比转换推动的，而不是由美国的相对衰落推动的。如果美国的实力相对衰落到不如欧洲和东亚，而欧洲仍可保持强于东亚地区的全球战略竞争力，那么世界中心就不会发生转移，欧洲仍可保持其世界中心的地位。
只有认为美国的相对衰落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世界格局将是中美两极化趋势的人才会认为东亚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中心。
一个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力取决于其综合国力。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讲，则取决于一国的GDP总量而不是人均GDP的大小。GDP是指一个国家的全部财富规模。
中国的崛起是以国家综合实力发展为基础的，这使东亚成为世界中心有了可能。
东亚将来有望成为世界中心，靠的是这一地区将出现一个综合实力强大的超级大国。而21世纪的中国崛起将使东亚地区出现这样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超级大国，这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崛起具有不同的性质。中国崛起的综合国力特质意味着，中国将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里的竞争，而且将是一个全方位的战略竞争。因此，美国不可能不把中国作为21世纪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其战略重点将是防范中国，这必然会加速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东亚的转移。到2023年，当中国成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具有全球战略影响力的超级大国时，东亚也就具有了全球战略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中国崛起才能使东亚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
未来十年，中美在东亚的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将超越它们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这场战略竞争的核心是实力竞赛，而实力竞赛的核心将是政治实力竞赛。
东亚将成为世界中心，而东北亚将成为世界中心的中心。与东北亚事务直接相关的国家中，中、美、俄、日、韩五国对东亚地区的影响都大于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
朝鲜将进行的是现有统治下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将是在领导人的个人崇拜的基础上进行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
为了确保美国安全保障的可靠性，台湾当局必然要保持甚至疏远与大陆的政治关系；为了减少台湾问题引发的军事冲突，台湾当局会用扩大国际空间的方式来取代实现“法理独立”。到2023年，台湾问题将成为中美战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矛盾，其负面作用将可能大于日本问题。
到2023年，任何一个东盟国家都没有日本那样的经济实力，因此它们“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政策将难以为继，中国将选择对与己友好的国家实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而美国则不愿为东南亚国家提供免费的安全保障。当东盟成员必须保持经济和安全政员国将更加分裂，政策一致性将更低，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影响力也就更小。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国积累财富的主要方法是知识创新而不是占据自然资源。作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日本都必须把创新作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动力，而不可能像俄罗斯一样依赖能源出口。
中、美、日三国在东亚地区岛屿争端中的政策目标都不是水下的能源，而是地区主导权的争夺。美国利用东亚地区的岛屿之争，最大限度地巩固其战略盟友对其安全保障的依赖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则需要增强对其海洋权益的保障力度。日本则是借助岛屿争端延缓其国际地位的下降速度。
一般而言，国际体系由国际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三个要素构成。然而，这三个要素中究竟哪个或哪些要素改变可以作为体系转变的标准，学界尚无定论。目前，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关于国际体系演变的文章其实都是在讨论国际格局的变化。
认为国际格局向多极转变的是看好欧盟、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家或组织的学者。他们认为，20年内这些组织或国家会拥有和美国类似的世界影响力。而预测国际格局向两极转变的学者则认为，在未来的10~15年内，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其他国家能缩小与美国的综合实力差距，而且中美两国还会同时拉大与其他大国的综合实力差距。笔者持后一种看法。然而，无论是向多极转变还是向两极转变，学者们在这次世界中心转移将改变国际格局这一点上没有分歧。
中国经济优先的崛起战略决定了，世界中心向东亚转移过程中的战略竞争首先体现为经济领域的摩擦，然后才会是军事领域的冲突，最后才会是思想领域的竞争。世界中心一定是对外部思想有巨大影响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国家不仅具有世界级的物质力量，还具有世界级的文化力量，特别是思想力量。也正因如此，世界中心往往是边缘地区的国家模仿的样板。
未来十年，公平正义的社会思潮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公平原则将与自由原则竞争。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国际政治思潮。然而，近年来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开始受到公平主义的挑战。由于失去了贸易优势，美欧开始提倡公平贸易的合理性，而避谈自由贸易的优越性。
本章是对东亚将成为世界中心的预测，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中国崛起将是东亚成为世界中心的核心动力。没有中国的崛起，东亚在10年内无望成为世界中心。二是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将不仅取决于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还取决于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新型的国际领导，以改变现行的国际规范
第三章 昔日的大国：2023年的俄、日、欧
普京要想恢复他的威信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他难以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普京掌握国家大权14年都未能有效治理政府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他今后也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人才竞争已经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俄罗斯未来十年面临的真正人才困境并不是缺乏世界级的专家，而是缺乏与工资标准相匹配的高素质蓝领劳动力。俄罗斯普通工人的工资标准高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但他们吃苦耐劳的素质却低于这些国家的工人，相对较高的劳动成本使得外国资本不愿到俄罗斯投资。
俄综合实力差距的拉大将促使两国2023年的双边战略关系更加紧密。中国实力地位超越俄罗斯导致俄罗斯领导人和民众心理无法接受的时期已经结束，因此中俄两国的实力差距越大，俄罗斯向中国倾斜的动力就越大。
俄罗斯政府面临的现实问题将不是中俄综合实力差距的扩大，而是如何应对美欧不断加剧的战略挤压。在无力抵抗美欧对自身的挤压的情况下，俄罗斯需要的是借助与中国的战略合作，提高抗压能力。通过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俄罗斯在战略上可保障其东部地区为安全大后方，在政治上可获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支持，在经济上则可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
未来十年，俄罗斯目前的依赖能源的产业结构是难以改变的，而从中国进口商品的需要不断上升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到2023年，俄罗斯将更充分地认识到，与中国在中亚地区加强合作的收益远大于防范和排斥中国。
到2023年，中国与俄罗斯仍互为最可依赖的战略合作伙伴。战略互信是长期合作的结果而不是战略合作的前提。为了应对美国的战略压力，中俄将不得不把现在的特殊战略合作再持续10年，这意味着双方之间的战略互信将增强。
如果《广场协议》真的给日本经济造成了20多年的负面影响，我们就需要分析，是什么使日本在20多年里不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一协议的破坏作用？无论《广场协议》是否真的具有使日本经济停滞20多年的作用，日本没采取有效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才是其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一位领导人执政的时间缩短到不足两年是日本政府无法领导社会改革的主要原因。
在未来十年里，日本在前5年实现重大社会改革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后5年进行全面改革的可能性略大于前5年。日本国内缺乏改革动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社会思想的故步自封，不愿改革其政治领导人制度。目前，多数日本民众并不认为改革领导人制度是必要的。他们不但没有意识到缺乏有效稳定的政治领导是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反而认为在频繁更换国家领导人的条件下，社会依然能够照常运转是日本政治制度的优点，并对此津津乐道。日本文化具有自我欣赏的特质，虽然日本的一些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全球化时代，但是日本民众依然引以为豪、不愿改变。
日本的政治体制为更换领导人提供了便利，但未给领导人进行重大改革留足时间。未来十年，如果不改革其政治领导人制度，日本进行全面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就较小，这意味着日本将在目前衰落的道路上继续下滑
第二个阻止日本在未来十年进行政治改革的因素是少子老龄化。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未来十年，人口老龄化不仅会从思想上阻碍日本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而且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会直接妨碍日本的改革。在不进行移民政策改革的情况下，日本劳动人口将呈下降趋势，这将使日本的经济活力下降。
日本债务的主体是内债，这点与欧元区国家不同。虽然这一点使日本的国际债务信誉好一些，但解决不了日本政府缺乏资金来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问题
物质实力是一国国际地位的基础，但两者之间却不完全相等，其原因在于一国政府运用物质实力的能力大小可以倍增物质实力的作用也可大幅弱化物质实力的作用。一国的对外战略合理能够事半功倍，反之则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未来十年，日本国际地位的变化不仅受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变化的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其外交战略的选择。
日本拒绝参加东亚区域化合作的战略将使日本更难于改变目前衰落的趋势。区域化战略是各国面对全球化威胁所做出的不得已选择，因为包括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无力单独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在2023年以前，日本的东亚策略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脱离东亚，后一阶段是重返东亚。日本目前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难以接受中国经济强于日本的心理因素，但是随着中日实力差距的不断拉大，日本对华的心理会发生变化
日本的现代自豪感是建立在日本经济实力的世界领先地位上的，失去了经济领先地位意味着失去了民族自豪感的基础。对日本前景的这种悲观情绪推动日本全民族向右转。为了阻止日本的进一步衰落，越来越多的民众希望政府增强军事力量并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
美国要保持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最主要的依靠是美军的存在而不是盟友的政治支持。为了防止失去在日本的军事基地，美国将难以同意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美国因素将成为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的障碍而不是有利因素。但是，日本能否修改宪法的决定性因素还是日本内政。
日本日益下降的国际地位意味着日本将在全球事务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因此日本在全球事务上的积极性也不会太高。日本的对外政策将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事务上。到2023年，日本将会重新认识到参与区域化合作的战略意义，推动区域化的主动性会强于现在。
到2023年，欧盟现在的一些成员国将退出欧盟，欧盟的政治一体化将难有进展，欧盟将不再是国际合作的样板。那时的欧盟不但取代不了欧洲国家的作用，反而是欧盟进一步成为德国控制欧洲的地区国际组织。
然而，中国和美国在摆脱金融危机方面取得的成效都比欧洲国家大，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和美国都非常迅速而且大规模地增发了货币。大规模增发货币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并给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大规模增发货币却有助于迅速摆脱危机，防止社会矛盾激化，为长期稳定发展争取到一个制订新计划的机会。
除了欧盟组织性质的原因外，欧盟无力应对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德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对欧盟政治一体化的目标不同。德国所支持的欧盟政策是要有利于促进欧盟一体化，特别是通过经济一体化向政治一体化过渡。因此，德国坚持欧盟的经济求助方案要有助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然而，许多欧盟成员国则担心欧盟一体化会削弱它们的经济主权，更担心一体化使它们成为德国的一个省或自治区，因此它们防范经济一体化政策可能产生的政治一体化效应。
德国的政治目标就是实现欧盟联邦化，这实际上是将欧盟德国化，即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合众国。2012年11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提出，未来的欧盟最终将联邦化，欧盟委员会演变为欧盟政府，欧盟理事会演变成上议院，欧洲议会将成为下议院，但比现在的权力要大。
缺乏改革将使欧盟的世界影响力萎缩。欧盟的历史表明，欧盟的国际影响力大小与其能否进行改革直接相关。如果改革得及时，其影响力会上升；如果不进行改革，其影响力则下降。平等原则是所有现代国际组织的基本原则，欧盟也不例外。然而，平等原则也导致决策效率不高。欧盟采取的是一票否决制度，给予所有成员国同样的否决权，因此欧盟的重大改革决议都需要很长时间的讨论协商才有可能达成，而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无果而终。
未来十年，欧盟将长期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而且法德的共同领导将趋于弱化，德国自己又无力提供强有力的改革领导，因此欧盟进行重大改革的可能性较小。一方面是欧盟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另一方面是欧盟所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必然变化，而且会变化得较快，因此欧盟现行政策与外部环境的不适应性将会进一步扩大，从而使欧盟更缺乏生机。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自然规律，想让所有国家或一国内部的所有地区都平衡发展是做不到的。例如，美国和中国的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如沿海地区，中美两国都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尚无力实现全国各地的平衡发展，欧盟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就更无力实现这样的政治目标了。
德国以往需要英国留在欧盟，其主要目的是用来平衡法国的势力。从实力变化趋势来讲，德国正在成为欧盟的主导国，法国势力日趋衰弱，德国已经不再需要用英国来平衡法国了。加之英国对欧盟一体化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德国及其主要追随者更愿意英国退出欧盟，这将更有利于德国推进欧盟一体化。
本章预测了未来十年俄罗斯、日本和欧盟的发展趋势。其核心观点是，在没有新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历史将沿着目前的轨道运行。未来十年，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速度会加快，而这种变化恰恰是由俄罗斯、日本和欧盟实力增长缓慢体现的。未来十年，这3个行为体都将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难以进行重大改革，因此它们将在衰落的轨道上缓慢下滑。俄、日、欧三大力量的相对衰落将使得多极化乏力，也会使长久期盼多极化的人们备感挫败。
第四章 两极分化：2023年的发展中国家
不平衡发展规律意味着少数国家的实力迅速增长成为世界中心，而一些国家因实力相对衰弱而退出世界中心。缓慢的发展还会使绝大多数国家处于世界的边缘地带，不发生地位的变化。冷战后的全球化不但没有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两极分化
“金砖国家”这个想象出来的概念之所以能误导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会群体性崛起，靠的是偷换概念，即把中国崛起偷换成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
印度政府知道，进一步改革现有外资管理政策是保持印度经济长期高增长的必要措施，但是政府却在进一步改革的问题上遇到了强大的政治阻力，而这种阻力正是来源于印度特有的民主体制。
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带来的是激烈的利益争夺，印度的政党数量众多，各政党的意见难以在国会达成一致。
和印度相比，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国新政府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政治决断力，表现出了敢于承担改革风险的魄力。腐败是中印两国共同面临的改革障碍。目前，中国新政府上台伊始就开始启动反腐改革，并已经开始显现成效。
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口红利并不是由年龄这一个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年龄和知识共同决定的。不识字的劳动力并不能成为高效劳动力资源，因为许多工作需要最起码的知识。
印度国防建设是纯消费型的，对经济发展没有拉动作用，这与中国的国防建设不同。印度依靠不断采购外国先进装备提升本国的军事力量，其国防开支主要用于消费而非生产。
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这种事情是难以想象的。印度的科学家、医生、军官们具有较高的个人专业才能，但是印度政府缺乏对他们进行有效领导的能力，因此他们无法发挥群体作用。
未来十年，印度仍会担心中国的军事实力增长，但是面对双方军事实力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印度战略界将会注重双边战略关系的稳定性。印度战略界人士非常清楚，战略威胁是由军事实力差距和双边敌友关系共同决定的。只要双边政治关系友好，军事实力差距这个单一因素是不会构成安全威胁的。
未来十年，中国和美国都不会过多介入中东的政治纠纷，而欧洲大国将无力在中东地区开展战略竞争。域外大国回避军事介入中东事务将给土耳其、埃及、伊朗、沙特四个地区大国创造争夺地区霸权的战略空间。
未来十年，中东对于中国和美国的战略意义都将是下降趋势。首先，美国将减少从中东进口石油，中国也可从别的国家进口石油，两国对中东石油需求的下降难免会降低两国对中东的战略兴趣。
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美国对以色列的长期支持、美国对中东独裁政权的长期支持以及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反恐战略客观上把穆斯林等同于恐怖主义的做法，这些都使中东穆斯林民众反对美国支持的政府。
未来十年，以色列能否对伊朗核设施进行轰炸不是其决心问题，而是它是否具备有效炸毁深埋于地下的核设施的能力问题。以色列如果具备了这种军事手段，它会果断使用。
互联网使他们有机会了解外部世界，从而憎恨社会的不平等。沙特人口的60%在20岁以下，这意味着，未来十年倾向以革命或暴力方式改变政治制度的人口比例将大幅上升。沙特政权的稳定有可能维持不到2023年。
冷战结束时，全球范围的民主化大潮冲倒了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但没有冲倒中东的独裁政权。其根本原因就是，东欧政权依赖苏联的军事支持，而中东的独裁政权多数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
未来十年，北非和西非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有增长趋势，而且恐怖活动会与政变相结合。中部非洲的军事冲突危险也不小，主要是部族之间的权力争夺。
未来十年，东非和南部非洲的安全形势略好于北非、西非和中非，但全球化将使这些国家的贫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贪污腐败使政府管理效率低下，因此这些地区的国家也将面临严重的社会动荡危险。
未来十年，非洲整体的区域化难有进展，但次区域合作有发展的可能。
未来十年，宗教矛盾将使北非和西非地区面临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2011年兴起的“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影响并没有结束。
未来十年，东非和南部非洲的安全形势略好于北非、西非和中非，但全球化将使这些国家的贫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贪污腐败使政府管理效率低下，因此这些地区的国家也将面临严重的社会动荡危险。
社会经济发展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靠自然资源自然生成的。当自然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时，就可能出现“资源诅咒”现象。“资源诅咒”是指丰富的资源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社会财富增量不能有效用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未来十年，中国对非洲除了有能源需求之外，更主要的是政治需求。
但是，作为一个崛起的新兴超级大国，中国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因此与非洲国家友好关系的战略意义将超过经济意义。这一点决定了中国会努力改善与非洲国家的关系。非洲虽然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地区，但美国也不会坐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迅速上升而不采取任何措施。
严重的债务危机使美国无力在非洲与中国比拼经济投入。
未来十年，在世界格局两极化的趋势中，美国的相对衰落是影响拉美的主要外部因素，而中国崛起对拉美的影响将是第二位的。 未来十年，巴西会把美国视为其主导拉美的最大战略障碍。 未来十年，巴西提高国际地位的战略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动拉美地区一体化建设，将美国排斥于地区合作之外；二是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争取在全球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未来十年，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将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影响力只会有小幅的上升。虽然左翼势力在拉美呈上升趋势，但拉美的政治体制仍属于西方制度，这一点与中国有本质上的不同。拉美国家会对中国的国家管理经验感兴趣，但很难理解中国的治国理念。
未来十年，教育水平较低决定了拉美经济难以走上技术创新的发展道路，而资源出口战略即使能保证拉美经济实现5%的增长，拉美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也是低附加值产业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能力是第一生产力，缺乏创新能力的国家无法成为发达国家。
第五章 大国外交：未来十年的中国外交战略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成功崛起战略，所有成功的战略都是随着条件变化而不断调整的战略，即“与时俱进的战略”。
领导人的个性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未来十年中国的对外政策将更多地由其国际地位、国际环境和国家利益变化决定。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崛起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的十年，这一因素决定了中国不得不制定与其国际地位、外部国际环境和国家利益相一致的对外战略，而并不在于中国新领导人是否想改变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
未来十年，如果中国继续以经济实用主义思想指导外交，中国不仅会面临国际形象日益恶化的危险，与他国的经济冲突也会遍布全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继续把经济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其国际形象必然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样，被世界认为是“经济动物”。
未来十年，道义现实主义有成为中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可能性。中国崛起将带动21世纪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东亚的转移，因此中国在崛起的冲刺阶段将面临国际体系压力迅速上升的困境。如何克服体系压力，实现民族复兴将是未来十年中国外交面临的最大课题。
中国采取当头还是不当头的外交原则，不仅需要考虑物质实力，更得考虑利益得失。对于中国而言，不当头造成的战略损失将远大于当头付出的经济代价。作为国际格局中的一极，中国不当头的思想不但不能帮助中国树立起谦虚谨慎的国际形象，而且还会使中国面临日益被孤立的国际局面。
如果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那么民族复兴的理想将无法实现。在国际格局两极化的趋势下，中国要为民族复兴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将不得不放弃不当头的外交原则，而且需要以引领世界的思想来指导对外政策。
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就不得不对现行国际体系进行改革，而要改革现行体系就得提出改革的新思想和新观念。这种新思想要引领世界潮流，首先它得能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然后才可能变成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继而内化为多数国家的自觉行为。
能够引领世界的思想必然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思想，而不可能是一种积累财富的经济思想。中国需要提出与美国不同但又比美国更为进步的国际政治思想。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当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种政治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道义现实主义没有超越它们的机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建议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全球治理规范就得到了相当一些国家的支持。这一规范是典型的公平原则而非平等原则。
中国的海外利益将迅速地从经济领域向非经济领域扩散，特别是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面临的威胁将会越来越大。这将迫使中国外交原则从经济导向转为政治导向。
一个崛起大国实力的增强将从三方面增加该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第一，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企业在海外不断拓展市场，中国公民在海外的人数增加，停留的时间延长。仅此两项变化就会带来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和人员安全保障问题。如何保护海外企业和人员的安全将成为中国外交政策不得不处理的日常事务。第二，为了保护海外企业和人员的安全，中国需要增强海外军事投放能力，而这种能力的提高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担心。这些国家必然加强对中国的安全防范措施，这些措施又不可避免地对中国构成战略安全威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安全困境。第三，保护海外企业和人员安全需要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中国的海军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发生矛盾。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是以其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的基础是海军实力。
在安全威胁和政治冲突不断增加的趋势下，坚持经济导向的对外政策将事倍功半，因此中国将采取政治导向的外交原则。政治导向的外交原则要求把战略信誉和政治影响力而不是经济利益作为首要考虑。
未来十年，中国在两极化国际格局中的一极地位将使中国外交无法采取依附、搭车或独立于各方的政策。中国将需要学习如何当领导和如何当受拥戴的国际领导，特别是如何当一个比美国更受拥戴的领导。中国需要弘扬谦虚谨慎的战略文化而不能继续遵循韬光养晦的战略原则。
未来十年，中国要成为一个受拥戴的超级大国，就需要建立良好的国际战略信誉。仅仅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还不足以使一国成为受国际社会拥戴的领导国。荀子将国际主导国分为王权、霸权和强权三类。王权是受他国拥戴的而强权是为他国所敌视的，霸权国则居于两者之间，是一个采取双重标准外交政策的主导国。
中国的战略信誉将需要以承担国际安全责任为基础。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对中小国家来讲，一个世界大国是否可靠，是指可否依靠该国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指可否依靠该国来改善自己国家的民生。
由此可见，国际社会是否认为一个国家是国际威胁并不取决于该国是否进行了战争，而取决于该国进行的战争能否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当一个世界大国采取绝不使用武力的政策时，这意味着该国将不惩罚非正义的行为，并因此被视为不负责任的国家、不可信赖的国家和没有正义感的国家。
随着中国的物质实力接近美国，中小国家对中国是否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判断将主要依据中国承担什么样的国际安全责任。
未来十年，中小国家对中国承担国际安全责任的期望值将不断上升，这必然与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形成矛盾，因为国际社会认为不干涉内政就是不支持国际正义。 未来十年，中国将越来越意识到，友好关系竞争将是中美两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未来十年，对迅速崛起为超级大国的中国来讲，对外战略需要从地区性向全球性发展。
这两个地区的大国都是中国的战略竞争者，中国与欧美国家不仅难以进行安全战略合作，而且经济竞争也会加剧。中国需要防止与欧美国家的冲突升级。余下的大洋洲、非洲、拉美和中东为战略团结对象区。这些地区与中国的地理距离较远，且没有世界级的强国，因此与中国既无直接的冲突和竞争也缺乏重大的共同利益。然而，这些地区拥有大量的票源，对于提高中国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中国需要把这四个地区的国家作为政治团结的对象。
面对这种发展趋势，中国的地区政策应侧重于改善与每个地区的核心国家的双边关系，与地区组织的合作只能是辅助性的。
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战略需要以明确敌友这一外交原则为前提。把划分敌友的外交原则视为冷战思维的看法，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外交工作的本质——自古以来外交就得划分敌友。
中国需要把一个地区的国家分为不同的友好等级，依据友好程度制定相应的双边政策：保护和照顾盟友，争取中立者，惩罚敌对者。这样中国才能扩大国际支持，削弱国际敌对势力，建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战略信誉。
多边外交可服务于多种不同的国家利益，但对于走向超级大国的中国来讲，最主要的作用是增强对外政策的合法性。在两极化的过程中，多边机构的作用将呈下降趋势。
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的次地区合作可在政治上对印度形成压力，促使印度愿意以不介入中美在东亚的战略竞争（特别是南海冲突）换取中国不介入印度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冲突。
未来十年，中国需要通过向欧洲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改变欧洲对华居高临下的心理。欧洲拥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历史，它们对新兴强国有一种天然的瞧不起心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甚至总是用挑剔的眼光看待美国，认为美国是一个有钱有势而没文化的国家。
而非洲54个国家组成了一个政治大票仓，这对中国的意义要远大于经济合作的意义，因此中国的对非政策应以政治为导向。
非洲地区在政治上割裂为五个次地区：北非、南部非洲、东非、西非和中非。这五个地区的主导国分别是北部的埃及、南部的南非，东部的肯尼亚、西部的尼日利亚和中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些国家不相邻，因此既无重大战略冲突也无紧密合作。鉴于此，中国对非政策应侧重于提升与五个次地区大国的双边友好关系，多边政策侧重于非盟在国际事务上支持中国的政策立场。
鉴于中东政治事务复杂多变的特点，中国可考虑不介入中东国家冲突的政策，同时在阿以冲突问题上始终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未来十年，由于中国对中东的石油资源仍有较大需求，因此中国的中东战略将需要坚持经济导向原则。
未来十年，两极化趋势将越来越明显，防范中国过快赶超自己将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战略任务。由于中美结构性矛盾在未来十年将不断激化，中美战略竞争也必然日益激烈。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认为中国避免战争的和平崛起是非常困难的。为了使这场战略竞争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中国对美政策需要突出两个原则，即和平竞赛和政经挂钩。
在知识创新能力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代理人战争的战略效益明显低于争夺创新人才的战略。中国需要注重和平竞赛中创新人才的争夺。当中国成为世界创新人才第一大国时，美国就失去了维持霸主地位的根基。这意味着中国有了赢得这场和平竞赛的把握。
未来十年，经济仍是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领先领域，为此中国需要利用这一优势，弱化美国在政治上的强硬对华政策。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以财富量大为正确性标准的，美国民众坚信经济活力大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必然是正确的。
我们无法预知的是，如果中俄结盟，这个同盟可以延续多少年，但同盟生存的原理是，只要同盟无害即可延续，只有出现更大的战略利益诱惑时，成员国才会退出同盟。
中国将印度视为一个非西方国家，因此意识形态分歧从来都不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中国将日本作为亚洲国家对待，将有助于防止意识形态分歧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而且也会为日本国内的重返亚洲战略提供国际政治支持。如果重返亚洲战略在日本占主流，日本就会在中美之间采取平衡战略，这个战略可使日本获得在中美之间迂回的外交主动权。
未来十年，中法实力差距拉大的速度将加大，这将对法国的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法国将更加看重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其对华政策将趋于务实。
中国对法政策需要显示出对法国的尊重。扩大中法经济关系是促进法国珍惜中法关系的重要方面，但这并不能保证中法关系不受损害。为促使法国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中国在美欧矛盾中应向欧洲倾斜，在欧洲事务上需要在德法之间保持政治上的平衡，使法国保持法中关系不落后于德中关系的信心。在全球安全事务上，把法国作为仅次于俄罗斯的团结对象，使法国体会到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好处。只要法国保持中立，中国的对法政策就是成功的。
鉴于中印安全战略关系很难改善，中国对印政策需要采取政经分离原则：把扩大经济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方面，而安全和政治关系则只求稳定。政经分离政策的优点在于，双边政治矛盾不影响双边经济合作的扩大，而双边经济合作的扩大可以促印度的对华政策更加务实，减少其在安全问题上主动挑衅的频率。
未来十年，中国与英国实力差距拉大的速度会非常快，因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很可能是一种偏美但又不主动与华对抗的政策。英国有着非常成熟的大国外交经验，其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都比较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当西方大国都拒绝承认北京政府时，英国于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故此，无论中国对英国有无双边政策，只要中国不主动为难英国，英国自然会采取中庸的对华政策。
结语
未来十年，随着中国在两极化趋势中的一极地位日益显著，中美结构性矛盾将进入一个有激化危险的时期。到2023年，中国的对外战略将完成从地区大国战略向全球性大国战略的转型。其第一个特征将是增强对外战略的主动性，外交策略将从应对型转变为塑造型。第二个特征将会是引领性增强，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提倡新型国际规范，推动全球性国际合作。第三个特征将会是中国对外战略表现为政治导向型，注重提高国际战略信誉，并可能恢复结盟原则。
附录
我只能这样说，人的忍受力和生存力是非常强的。
这个环境把人变得胆大，敢于冒死，不信天底下有自己克服不了的困难。
科学方法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搞研究。这对做学问来讲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读博士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在中国读博士也一样。受过真正博士教育的人，他的学术倾向性会改变他的生活态度。就像上山下乡把我改造了一次，在美国读博士的5年又把我改造了一次。第一，强化了我小时候形成的那种知识分子心理，看重知识而不看重权力和财富。第二，使我的生活乐趣发生了变化。我不再只是崇尚读书，而是把读书作为娱乐。这段博士教育使我的学术乐趣变得非常明确。以前只想读书，但不知道为什么读书。
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个环境的特殊性使我把学术研究与对外政策研究结合到了一起。这一阶段，我提出了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当年我写《中国国家利益分析》时，“国家利益”这个词还是很忌讳的。我从事了中国参与多边安全合作的研究；批评美国的安全观念是“冷战思维”；我还长期研究台湾问题；从1994年起，我质疑“以经促政”的效率，一直强调对台湾分离主义必须采取遏制政策。此外，1990年我论证冷战后国际格局已经定型，是“一超多强”格局，这个看法得到社会的认可，但在政治上还是有争议。再有，我提出中美之间有结构性矛盾。后来我写了关于中国崛起的问题，1998年出版了《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
这可能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特点所致。研究国际关系就是要预测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以预测结果的对错论英雄。预测结果是最客观、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搞公开预测就要冒险，冒险就刺激，这有点儿像大人的游戏，真实、好玩。特别是我们用科学方法预测，根据结果还能总结方法上的经验，对预测方法进行改进。发明研究方法也特别有意思，和发明一种武器同样有趣。
用科学的方法也不必然能发现事物变化的临界点，但可以总结出临界区，这就强于连临界区也不知道的情况
在我看来，有“文革”经历和有上山下乡经历是不同的。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并不是悲观，而是克服困难的自信心较强。并且，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充分估计困难的基础上的。因此，多数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对生活的态度是现实主义的。没有经历过艰苦生活的人，较为容易对国际政治采取乐观态度。
另外，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批评政府，而且还要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政策建议的好坏标准应是可行、有效与成本低
到了21世纪，人们普遍预测世界大战在核武器条件下没有发生的可能。至今的历史表明，这种预测是准确的。
人们之所以能够预测到一些其后发生的国际现象有多种原因。首先，一些国际事件的发生是有规律的，人们可以根据具体事物的规律性特征预测国际事件的发展趋势。
有人认为，国际关系的预测研究如果不能做到百分百准确就没有意义。持这种认识的人实际上并不了解“预测”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依据字典上的解释，预测是“预先推测或测定”。预先的推测是指对或然事物的判断，也就是对随机可能性的判断。或然的事物和必然的事物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前者是指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的事物，后者是指肯定发生的事物。预测既然是对或然事物的判断，因此就不可能百分百准确。只有对必然事物的判断才有百分百准确的可能。
所有的或然事物都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但绝大多数事物有三种或三种以上的可能。
国际关系预测的准确率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客观因素是事件发生的概率高低。国际现象多种多样，但并不是所有的现象发生的概率都一样。例如，敌对国家间发生政治攻击和相互指责事件的概率就很高，而敌对国家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就相对较低。
预测的性质限定是指明确预测属于什么性质。国际关系预测的性质可以分为方向预测、程度预测和事件预测三类。
程度预测不仅要判断某一国际事务的发展变化方向，而且还要判断这种发展变化的程度。由于许多国际事务的变化方向很明显，只要具备常识就能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因此人们不需要对此类事务的变化方向进行预测，而是需要专业人士做出程度预测。
惯性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受这一规律的约束。国际事务是不断变化的，但这类变化在多数情况下是量变，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是质变。
许多政治事件都是决策者们事先设计好的，也就是说先有主观策划，然后才有客观政策或事件的发生。然而，决策者们为了使事件的发生看上去很自然，于是在真正实施大行动之前会先进行铺垫。这些铺垫的行为都是公开的，其目的在于影响舆论，引导人们的观念向他们所需要的方面转变。
无论是从事国际关系的定量预测还是定性预测，实践都是提高预测能力的唯一出路。学习国际关系的定性预测不但要了解预测的基本原理，还要参加预测实践。经验仍是目前国际关系预测最主要的知识支柱。学习国际关系的定量预测，则要从学习定量衡量国际事务入手。掌握定量预测方法也只能在预测的实践中学习。此外值得提醒读者的是，所有的预测实践都要与预测检验紧密结合。只有不断地检验预测结果，从中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才有可能提高预测能力。